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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与智慧（二）

• 知识与智慧二

        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给学生作《人生观》讲演，触发“科玄论战”。

     这里的“玄”指的是针对“科学”的“形而上”，涵盖的是针对科学理性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

     韦伯谈到西方社会如何变迁时指出：近代欧洲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只有在理性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支配下，才会产生出推理证明的数学和依赖实验的试证自然科学，才会相应地产生出合理性的法律，社会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合理性的社会劳动形式。

     按照韦伯的见解，西方现代社会生活始终无法摆脱以工具理性为一方，以价值理性为另一方的二元对立造成的困境。

     这样看来，所谓的“科玄论战”，中西文化之争，其实就是以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为一方与强调西方工业社会的工具理性为另一方的价值观念的冲突。

     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是全盘反传统主义和全盘西化论。

     西化派首领胡适比较中西文化是说：“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胡适心目中的西方文明的“工具理性”不仅仅是用来“利用厚生”，具有工具效用性，而且它本身就具有价值，具有“价值合理性”；而中国传统文化处处同这种西方的“合理性文化”相对立，故为了引进与迎接西方文明，不得不同传统文化全然决裂。

     但同为“北大人”的梁漱溟却认为，西方文化片面追求工具理性必然带来危及其自身存在之根基的恶果；价值理性乃人类生存之基础，不可还原为工具理性。尽管现代化席卷全球，不可抗拒，带给人类物质富裕和科技进步，但由于价值理性的丧失，现代化过程必然伴随着人类精神的堕落。

     “科玄论战”以科学派的胜利而告终。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作出选择科学派而抛弃玄学派的选择不是出于理论理性而是据于实践理性的：提倡科学理性，必得以放弃人文精神为代价；提倡人文精神，必然妨碍科学理性之发扬。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场“科玄论战”，有居多感慨：

  1，  玄学派敢于正视现代化过程中两种文化的深刻断裂，它提出的问题较之乐观的科学派倒是更发人深省，也更富于现代精神和现代气质。可惜的是，玄学派回答与解决问题的思路却不是现代的而是复古主义的。

  2，“现代性”的根本含义是什么？就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而不只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统一。

  3，由于时代的原因，在这场“科玄论战”中，在现在的我看来更具“理性”的“清华学派”却被人们冷落和淡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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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2) | 阅读(388) | 读书[文学(共3篇)] | 发表于：2009-04-12 21:32:41